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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:中国近代的政治家、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(7)

作者:admin来源:古诗词网时间:2015-03-26阅读:



立宪思想

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、道学,再由佛、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。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,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。

由于坚持儒教正统,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。例如,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,指出:“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:一曰势,一曰俗。二者既异,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”。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“中国秉礼而日弱。泰西尊贤而能强”,但终究认为“幸先圣之学,深入于人心,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”。

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“同治情结”,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。在《七十赐寿谢恩折》(1927年)中,康有为称:“臣海滨鄙人,文质无底,虽十三世为士,而门非华腴,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,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,谕臣专折奏事,由是感激,竭尽愚忠。”此后,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,康有为强烈反对,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。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,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,是一种自我“革政”,并未上升到革命。如果说“制度局也罢,懋勤殿也罢,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,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”,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,帝制既已被推翻,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,直至策动复辟,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。

书学思想

后人了解康有为,大多基于“戊戌变法”。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,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。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,也是继阮元、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。他于光绪十五年(1889年)所着的《广艺舟双楫》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着作,提出“尊碑”之说,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,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康有为的事业成就涉及多方面,皆有惊人建树,仅着述就有700多万字,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,辑成《南海先生诗集》。代表诗篇即《出都留别诸公》5首,其中对国家危亡命运十分关切,意气豪迈。其政论文打破传统古文程式,汪洋恣肆,骈散不拘,开梁启超“新文体”先河。主要着作有《康子篇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日本变政考》、《大同书》和《欧洲十一国游记》等。然而多年来,很少能见到康有为着作的全貌。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,如曾国藩、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不仅出版了全集,而且还出版了奏议、家书、政论、未刊遗稿等,身后备极哀荣,而学贯中西、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则受到很冷遇。

变法失败后,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。当今在瑞典惊现“康有为岛”,足以见证他游历之广,康有为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中伟大的旅行家之一。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:“维新百日,出亡十六年,三周大地,游遍四洲,经三十一国,行六十万里”。他周游列国的经历,拓展了他的胸襟与学识,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屈指可数。而在他的学生中,梁启超、王国维、徐悲鸿、刘海粟和萧娴等,在文艺领域内都有建树,说明康有为也是伟大的教育家。

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身份,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,大肆鼓吹“尚碑”意识,造就一代新风,提出“卑唐”,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,终觉太过偏激。大凡有成就的理论家很难成为创作大家,因为理论和实践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,也有相矛盾对立的一面。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,创作需要发自心胸的激情,理论强调公正,创作必须“偏激”,才能显现个性的建立。自古以来,像孙过庭、苏轼和米芾这样的理论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。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。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,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,不会倾心于柔媚一路的赵董一流,也是情理中的事。况且在他出生之前,碑学的发展已是风起云涌。康有为不能容忍帖学的存在,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,而他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,不惜抬举到“国朝第一”的高度,他的偏激之处由此可见,同时也说明,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处,但必须辨证地看,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学发展达到了崭新的历史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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