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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雄才大略,为何没有得到史学家的高度评价?

作者:未知来源:古诗词网时间:2015-05-09阅读:

中国历史上,堪称盛世的时代不多,其中汉唐盛世最为人津津乐道。但是,要论汉朝盛世,其实倒是国家无事,民给家足,因而也就缺乏宏大叙事的“文景之治”,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。

 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,到了汉武帝初期,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,用都用不完,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。库存粮食吃也吃不完,堆在仓库外面,最后都腐烂了。国家法律十分宽松,百姓富裕安定,人丁繁荣,首都长安人口就达到约100万。

  国力的强大,给了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。在军事方面,他主动派遣卫青、霍去病数度征伐匈奴,又派张骞出使西域,打通丝绸之路。在南方灭掉夜郎、南越,建立西南七郡;在东方灭掉卫氏朝鲜,设置乐浪、玄菟、临屯、真番四郡。在政治方面,他废藩置县,加强中央集权,实行严刑峻法,特务统治。在文化方面,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,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。建太学,立乐府。其煌煌功业为后世历朝君主所艳羡。

  然而,历代那些一流史家却不这样看。中国史官都是秉承儒家价值传统,尤其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少干预。所以,看看他们的评价是很能增长见识的。对于汉武帝的一生,班固《汉书·武帝纪》赞辞只称其:“罢黜百家,表章《六经》。”称赞其举俊茂、兴太学、修郊祀、改正朔、定历数、协音律、作乐等文治事业,而对汉武帝的煌煌武功则不赞一辞,并称“如武帝之雄材大略,不改文、景之恭俭以济斯民,虽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,何有加焉!”

  在秉持儒家观念的班固看来,国家的强大,首先应当是民生的安定富庶,而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,却穷兵黩武,不顾民生,终于使得汉朝繁荣经济濒临崩溃。

 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,解除北方边患,这本来是属于正当的措施。但汉军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,或为了抢夺汗血宝马,就发兵讨伐大宛,那就很难说是自卫战争了。反过来说,这样的战争只会是好大喜功、劳民伤财。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,加上汉武帝本人酷好神仙方术和奢侈享受,大兴宫殿,浪费无度,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。为了筹措庞大开支,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,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。天汉二年(前99年),齐、楚、燕、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。

  为了聚敛财富,武帝还实行“算缗”“告缗”,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,充军边疆一年,并没收其财产。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,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,“有能告者,以其半畀之”,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。这政策一出台,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,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,倾家荡产,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。

  汉武帝还依靠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、酒榷(酒类专卖)、均输等政策,与民争利。但官营垄断行业往往效率底下,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、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,导致百姓怨声载道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,“冶铸煮盐,财或累万金,而不佐公家之急,黎民重困。”“钱益多而轻,物益少而贵。”“功费愈甚,天下虚耗,人复相食。”政府垄断经营、压制民营商业的结果是,财富更加集中到那些大官吏手中,而均输政策并没抑止住物价,反倒是物价飞涨,百姓更穷,到了人相食的地步。汉武帝末期,全国人口竟至减少了一半。

  汉武帝是个明君,但也是个暴君。他刚愎自用,残暴多疑,而且还迷信巫蛊。太子被杀,两个皇后或被打入冷宫,或被迫自尽。他任用酷吏张汤,最早发明“腹诽罪”。而汉武帝最受后人非议的,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。

  如果翻看《史记》,我们就会发现“隐忍苟活”的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,四处求仙事,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。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《史记》索隐中评汉武帝“疲秏中土,事彼边兵。日不暇给,人无聊生。俯观嬴政,几欲齐衡。”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,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,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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